“民以食為天”。吃飯問題是每個人的頭等大事，同志曾經有過一段實打實的論述：世界上的許多事情可以講個百分之幾，吃飯問題必須講究。可見，與吃飯有關的民生問題不是可以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的大事情。
飯要吃飽，還要吃好。溫飽尚且無法保證的時代，人們對于食品安全的關注自然沒那么強烈。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人們開始追求生活質量，食品安全問題也進入公眾視野，并一次次刺激著國人的眼球，考量著社會的心理承受力。瘦肉精、地溝油已經“小兒科”，、三聚氰胺等等對于大多數普通人曾經陌生的詞匯也不再新鮮，至于“鎘大米”、“生姜”等有毒食品，更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從幾年前開始，據說就連雞蛋里邊都可以注水。偽劣手段可謂不斷翻新，讓人猝不及防。
我們須臾的蔬菜、面食、肉類等食品的安全性究竟嚴重到了何種程度?有一個事實觸目驚心：不少菜農不吃自己種植的蔬菜!
相信每個人都會對此冷汗淋漓。菜農知道自家的菜是如何種出來的，所以他們不吃，原因很簡單，吃了會壞事兒。同時，另一個讓人氣憤卻也糾結的重大疑問或稱社會問題也隨之而來：你自家都不吃，為何還要賣給別人?驅使菜農如此“昧良心”的行為究竟因何而出?這是一個單純的食品安全問題，還是道德問題、監管問題抑或其它問題?
很顯然，無論出于理性還是情感的為菜農辯護者能夠列舉出多少外在的理由，諸如菜農們的生存生態、有關部門的監管缺位等等，一個基本原則卻明白無誤：你自己都不敢吃的蔬菜賣給了旁人，與誠信有關的道德問題就確確實實存在。作為商品生產供應者，作為社會成員，缺失了誠信這個根本前提，哪怕你也是某種意義上的受害者、弱勢者，一切都很難讓社會公眾理解和同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誰違背了基本的道德標準和倫理規范，誰就要為自己的行為埋單。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這是中國傳統文化關于“誠信”的基本觀念，“誠”與“信”作為倫理道德的范疇，分別從天、人兩個方面對個體、社會進行了規范。朱熹認為，“誠者，真實無妄之謂”; 程頤則說，“以實之謂信”。“誠”更多地強調“內誠于心”，“信”則側重于“外信于人”。“誠”與“信”有機結合，就形成了一個內外兼備，具有豐富內涵的價值體系。到了現代社會，誠信之于公民，即是誠實可靠，信守諾言，言行一致，淳樸不欺等社會認可的美德表現形式。
“人而無信，不知其可”。誠信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日常生活和事業過程中的積意義一直被傳承著，曾子殺豬、徙木立信的故事早已讓人們耳熟能詳。在孔子的理政之要中，誠信更被視作根本之根本。“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期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另一方面，誠信的缺失對于個人、家庭乃至一個的危害究竟有多大，同樣有太多的警示例證。且不說那則的“狼來了”的黑色幽默，周幽王為取悅寵妃褒姒，烽火戲諸侯，竟至亡身亡家亡國!
誠信不獨是中華傳統文化的精神追求和為人處事之本、養德修業之源，也是世界文明的基礎內容。希臘哲學家伊壁鳩魯認為，起源于自由人的“共同協定”，誠實遵守這一協定是每個社會成員的基本義務。在主義經典作家那里，關于誠信也有大量科學論述。認為，誠信不僅是一種行為道德規范，而且是一個重要的經濟范疇，它是社會經濟活動中人與人之間建立經濟關系的基礎，經濟范疇只不過是人們之間現實利益關系的一種抽象。恩格斯在為《英國工人階狀況》的多國版本序言中寫道，“現代政治經濟學的規律之一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愈發展，它就愈不能采用作為它早期階段的特征的那些所謂的哄騙和欺詐手段……”列寧也認為， 誠信就是 “為鞏固和完成共產主義事業而斗爭，這是共產主義道德的基礎。”
到了現代社會，誠信在人際交往、政治活動、商業經營過程中更是被不同和民族的人們視作個體、企業和政治組織的命根子，池田大作甚至認為，“信用難得易失，經年積累的信用往往會由于一時的言行而失掉。”這絕非危言聳聽，隨著社會整體理性的覺醒，征信體系逐步完善，人們屢屢看到，一些政治家、企業家和學術大家因為誠信危機而一夜破產、身敗名裂的悲劇一再上演。
不可否認，社會發展始終是朝向進步的，哪怕它在某個階段呈現螺旋式發展狀態。然而，人們在創造大的物質財富、革故鼎新的同時，卻往往有意無意地把一些被歷史證明為正確而成為現代人行為約束的傳統美德“連同洗澡水一起倒掉”，在傳統與創新、繼承與發展之間究竟應該如何實現科學的有機結合，成為意識形態建設和社會治理的要議題。社會轉型期，對于少數社會成員在新舊觀念激蕩中表現出來的迷惘彷徨和無所適從固然不必如喪考妣，然而，假如全社會在其間“找不著北”，人們被自身創造出來的物質財富所異化，以至于陷入庸俗實用的物質主義、功利主義、享樂主義等泥淖中，見利忘義，見利忘信，信奉“成功就是”，為了成功不惜不擇手段，道德倫理對一些人失去了約束力，就連法律也被以這樣那樣的方式踐踏和蔑視，那么，這種社會存在無論如何只能是一種悲哀，全社會就該給予高度的警惕了。
尤其需要注意到的是，在少數新生代那里，發展自由個性和獨立人格被誤解為“唯我獨尊”，他們什么也不怕，啥也不在乎，傳統價值觀念被看做婆婆媽媽、唧唧歪歪的“陳腐說教”，對于傳統道德倫理基本的敬畏被嘲笑成陳規陋習，out了，老土了，以至于人們和諧相處所需要的相互誠信、友善互助等等美好向往無法在社會土壤中健康生長。古今中外的歷史一次次告訴人們，缺乏了對道德的敬畏、肆意突破道德底線的環境中，健康的獨立人格不可能建立起來，也不可能實現自身和他人以及全社會的自由、幸福;相反，生活在一個缺乏基本誠信的擁擠人群中，人們必然會人人自危、人人自衛，所導致的終結果只能是相互間的懷疑、冷漠乃至沖突和傷害。菜農們賣給別人毒黃瓜毒西紅柿，吃了有毒蔬菜的人們賣給菜農們偽劣電器、假煙假酒。如此惡性循環，社會將陷入無意識卻不可避免的成員間相互利益報復的怪圈中。
現代社會誠信的缺失等諸多道德滑坡現象是由多種因素導致的，既有源于社會環境的，也有來自個人修養的;既有錯誤觀念的影響，也有既存現實的作祟。當社會以事實上的“結果成功”鼓勵了作犯科者，這時再去要求其他社會成員恪守道德，做守法公民，未免有些滑稽。同時，當奉公守法、安貧樂道者被現實邊緣化為“不成功人士”，大多數社會成員“笑貧不笑”，那么，很難想象道德如此貧瘠的土地上能夠生長出茁壯的科學制度之樹。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社會弊端的一個病灶所在，就是對于公民道德建設與制度建設的生硬分裂。不要制度建設而一味寄希望于道德的謬論不多見，簡單機械的制度主義主張倒是一度甚囂塵上。一些觀點認為，不同體制是激發不同道德善惡的根源，以至于忽視了對于道德建設的重視，甚至對其進行嘲弄。事實上，人類發展史一再證明，偏廢了任何一個方面，注定都只能是一葉障目。在中華文明，正是作為“正統大道”的儒家思想體系對于帝王政治的制約，才保證了中華傳統文化綿延不絕，并形成了一個相對穩定的社會結構。那些顧此失彼的社會治理方案只能是揚湯止沸、緣木求魚，從此端滑入彼端。
其實，關于公民素質建設與體制建設的關系一直是人們苦苦思考的重大問題，早在20世紀初期，中國的志士仁人們就發出了“變革制度易，改造國民性難”的喟嘆，足見他們對于公民素質的高度重視。經過了一個多世紀的觀念和實踐的探索，到了今天，越來越多的人們達成了基本共識：公民素質建設與制度建設一個都不能少，二者只能是相輔相成的。尤其在現有體制改革的進程中，公民道德素質建設更是推動改革、促進發展具可行性的方式。“誠實是好的政策”，富蘭克林這句名言在今天依然有啟迪意義。
從“兩手抓兩手都要硬”，到《中共關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決議》;從“八榮八恥”到今天對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大力弘揚和宣傳，道德建設和制度建設相得益彰， 逐步形成了一個自律和他律相互倚重、道德和法制多管齊下的社會環境。就食品安全問題具體而言，在對種植戶、商家進行教育的同時，也逐步加大監管力度，完善食品檢測標準，《食品安全法》及時出臺，食品安全風險評估中心和應運而生。目前，我國共有食品標準近5000項，近幾年又新公布了300余項標準。上述機構和措施的性和公信力逐步提高，食品安全狀況有了較大改善。不妨說，越來越多食品生產銷售者對于問題食品越來越問心有愧，越來越不敢犯戒、不能犯戒。
在社會建設的理論和實踐中，任何“只見森林不見樹木”或者“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觀念和做法都有失偏頗，中華傳統文化的核心拒絕偏向兩端而主張“執兩用中”，全面包含了道德建設內容和制度建設內容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即是中華傳統文化與世界文明成果相結合、適宜于現代中國社會的觀念和實踐體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諄諄勸誡，法律法規的冷面制約，正在營造出一個風清氣正、和諧美麗的良好社會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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